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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煙海:讀《明人詩話要籍匯編》之隨想
葉 曄

       在學院式的科班教育中,低年級的學生經常聽到老師的諄諄教誨:唐以前的文獻,究個人畢生之力,或可窮盡;宋以后的文獻,只能量力而行,整體把握。近二十年來,隨著一系列宋元分體總集的出版,對宋元文學的完整把握,似乎成為可能;但即使在網絡化、數字化的時代,也沒人敢討論窮盡明清文學文獻之可能,這是一個無知者無畏的話題。如果說唐宋以前的文獻是山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棱骨,那么,明清以后的文獻是煙海,讓人領會中華傳統文化的浩無涯涘。重整山河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學界已有共識,趙逵夫先生在編的《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陳尚君先生對《全唐詩》的校訂新編,都是這種共識的體現。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如同煙海的明清文獻,連最基本的廓清和蠡測都還沒有完成,又談什么重整呢?
      
       從“廓清煙霧”到“重整煙海”
       “煙海”一詞,常用來形容明清文獻的不可控性。煙,指清晰度上的不如人意;海,指整理深度、廣度上的力不能及。過去三十年,明代文學的學者們,一直在從事廓清煙霧、勘探海洋的工作,無論已見成效的《全明散曲》《全明詞》《全明詩話》,還是舉步維艱的《全明詩》《全明文》,進展雖各不同,但都代表了明代文學文獻整理的一種沉潛姿態。當然,考慮到明代文獻的整體規模,大軍未動而小部隊先行,以探現存文獻之深淺虛實,是較穩妥的做法。而在明代文學文獻中,賦、詞、散曲、詩話、文話等,屬于數量可控的文體,故相關整理工作,理所當然地走在了明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分體總集整理的先后,未必取決于作品的質量,同樣關系其操作的可行性,此為上世紀明代文學文獻整理之方向。
       新世紀以來,隨著古籍影印技術的發達,及互聯網和數字化工程的推廣,我們能看到的善本數量,遠非上世紀的學者可比。明代文學文獻的整理,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大量的文獻輯補工作。《全明詞補編》《珍本明詩話五種》《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等,就是對《全明詞》《全明詩話》的查漏補缺。在此輯補過程中,整理者逐步認識到,前輩學者限于當時的客觀條件,不僅在文獻的考察面上觀照未周,在文獻版本的收集和判斷上,亦有時代的局限。這個問題,在《全明詞》出版之際,就被學界同仁指出,并引起激烈的討論,故周明初教授在完成《全明詞補編》后,便循序漸進地開始了重編《全明詞》的工作。陳廣宏、侯榮川先生的《明人詩話要籍匯編》(以下簡稱《匯編》),亦應放在這樣的學術史視野下予以考察,方可領會其用心。作為這兩個項目的近距離觀者,筆者有一些想法,愿與諸先生分享。
       就課題初衷而言,學界之所以重編《全明詞》《全明詩話》,首先在于原有版本不能反映時代文體之全貌。《全明詞》錄詞兩萬首左右,重編《全明詞》將超過三萬首;《全明詩話》錄詩話九十一種,重編《全明詩話》將超過兩百種。數量上的大幅度增加,讓我們對明代分體文學的整體面貌有全新的認識,故雖曰“重編”,其實是一個繼續廓清、蠡測、追求全備的過程。但在此基礎上,編者們又不約而同地認識到,舊編在典籍底本的選擇上,因時代之局限,存在較大的判斷偏差。饒宗頤、張璋先生編《全明詞》,征引民國《惜陰堂叢書》,已被學界指摘;周維德先生編《全明詩話》,也有不少以清本作底本的情況。筆者無意苛責,如余嘉錫評《四庫全書總目》,“易地以處,紀氏必優于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為《提要》決也”,幾位先生已做到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極致,而身處新時代的學者,之所以能做出更優異的成績,也是建立在更便利的文獻基礎之上。
       但既然我們認識到這一局限,那么,重新整理就是必須直面的一件事。《匯編》所選明人詩話五十種,多以明本為底本,少用清本;對不同的明本,更是辨析源流,擇善而從,密實有據。作為“重整煙海”事業的一部分,眼前的《明人詩話要籍匯編》十冊,在名義上,是新編《全明詩話》的階段性成果,其實它還有另一個身份,即第一部推出階段性成果的重編明代分體總集。這固然是作為著述總集的《全明詩話》,較之作為作品總集的《全明詞》的獨有優勢,但我們必須承認,《全明詩話》的重編經驗,因其多樣化的階段性成果,得以循序、可視地呈現在學界面前,這將為以后的同類型工作,提供很多寶貴的可借鑒之處。一方面,考慮到《全明詞》《全明詩話》在編纂過程中遇到相似的困難,我們有理由認為上世紀的明代文學整理,因時代之局限而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盡管學界尚未對《全明散曲》有較多的質疑,但考慮到它初版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實有重新考察其征引版本的必要;另一方面,至今尚未成型的《全明詩》《全明文》項目,亦可汲取同類項目的已有經驗、教訓,倚賴新時代的文獻檢索優勢,跳過已非必要的“廓清-重整”兩階段,更直接、更高效地完成整理項目,避免學術資源的浪費。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亦學界之福。
      
       底本:作者權威的個人性與社會性
       “重整煙海”的關鍵一步,是對底本的重新選擇。《匯編》對詩話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對底本的慎重確定,是主事者用力最多的環節。其選用底本之精準,校本之豐富,實為信息時代與傳統校勘學相結合的產物。
       李東陽的《麓堂詩話》,常見的三個整理本中,李慶立《懷麓堂詩話校釋》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全明詩話》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明詩話全編》據《歷代詩話續編》本,三家底本皆為清本。《匯編》則以明正德二年《藝海匯函》抄本為底本,較之清人刪改,更體現作品原貌。楊慎的《升庵詩話》,《全明詩話》據《歷代詩話續編》本,徹底打亂作品原貌,無法反映楊慎詩學文獻之編例及詩學思想之變化;王仲鏞《升庵詩話箋證》、王大厚《升庵詩話新箋證》,以萬歷四十四年序刻《升庵外集》本為底本,亦非楊慎生前刻本。《匯編》則先以明嘉靖二十年序刻《升庵詩話》、嘉靖三十一年序刻《詩話補遺》為底本,錄其完帙,然后再行輯補,更接近作家的文本原貌。以上二例,整理者易清本為明本,易萬歷本為嘉靖本,皆為更好地呈現作品原貌,及其所對應的作者意圖。
       客觀地說,在現有的文獻條件下,找到詩話的初刻本,固然要花不少工夫,但難度與上世紀相比,不能同日而語。用明本替代先前因客觀條件所限而將就使用的清本,是明人著述整理的必然趨勢。由于涉及作者意圖,我們對此不會有太多的猶豫。不過,明人詩話版本復雜,還有一類特殊的情況,即一些作家在生前不斷地修改、增訂詩話內容,有多次刊刻的修訂本存世。如胡應麟的《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校點本據日本貞享本為底本,《全明詩話》據明江湛然本為底本。《匯編》在對早期版本作詳細考察后,指出日本內閣文庫藏少室山房本《詩藪》為胡應麟的最早自刻本,南京圖書館藏少室山房本《詩藪》為胡應麟的修訂再刻本,最終選擇南圖本為底本。又如許學夷的《詩源辯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校點本、《全明詩話》本、《明詩話全編》本三種,或據1922年上海仿宋聚珍字排印本(據陳所學刻三十八卷)為底本,或直接以陳所學刻本為底本,《匯編》則追本溯源,采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修訂稿本為底本。由上可見,《匯編》更傾向于以作者晚年訂本為底本,認為反映了作者最成熟的文學思想。
       但在嚴格意義上,無論早期文本,還是晚期文本,都是作者某一學術階段的思想體現,用晚年的修訂文字來替代早年的思想經歷,即使為作者自我涂抹,是否具備學理上的合法性?
       筆者以為,底本選擇中對作者個體意圖的重視,只能視為合理;對作者與出版者之間契約關系的認可,方可視為合法。這種合法性,又進一步指向了常見版本之社會效應在底本選擇中的重要性。二十世紀的西方校勘學理論,經歷了一個從作者意圖理論到文本社會學理論的發展過程,從弗雷德森•鮑爾斯主張作者權威的個人性,強調“作者本人未受干預的意圖”,到杰羅姆•麥根主張作者權威的社會性,認為底本應是一個“作者與出版機構分工合作,最終展示給公眾”的文本。借此觀察明人詩話中的作者修訂現象,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為例,其早期刻本有萬歷四十一年刻十六卷本、崇禎十五年陳所學刻三十八卷本,后者為前者的增訂本,也是一直以來的最常用版本;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明崇禎五年三十六卷修訂稿本,此本涂抹刪補之處頗多,而后出的陳所學本未按作者意見處理,故整理者認為,看似全備的陳所學本,不能算是忠實體現作者最終刪定面貌的善本。《匯編》以修訂稿本為底本,以陳所學本為參校本,從尊重作者意圖的角度來說,沒有問題。但陳所學在《詩源辯體跋》中說過,他遵從外父許學夷遺言所囑,“偕景略、慕生兩先生互相校讎”“復供梓人于本邑道房逐字校訂”。由此可知,一,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契約關系已經達成;二,主持出版之人對待此事,有非常嚴謹的態度。更何況從后世接受來看,崇禎五年修訂本為稿抄本,其流布有限,陳所學刻本才是影響范圍大、時間久的本子。考慮到底本也應承擔作者權威的社會性一面,《詩源辯體》的底本該如何選擇,或可作進一步的商榷。
       一般來說,詩話版本越復雜,其批評史位置越重要。但限于體例和篇幅,無論是《匯編》,還是日后的新編《全明詩話》,都不可能以精校、匯校的形式,將重要詩話的版本面貌,完整、全面地呈現給讀者。據筆者所知,《匯編》整理者曾對《詩源辯體》的萬歷本、崇禎本作過互校,最后因異文大多,擔心影響閱讀而作罷;對《藝苑卮言》的整理,更直言“因六卷本、八卷本與《四部稿》本文字差異極大,除個別文字的訛誤缺漏外,不校其異同”。從總集的角度來說,這樣處理沒有問題,但由此損失了大量異文信息,又讓人深感遺憾。筆者以為,對《藝苑卮言》《詩藪》《詩源辯體》等在作者生前有過多次修訂的詩話著述,或可組織一套《明人詩話匯校本叢刊》,對每部詩話的文字進行精校、匯校,單行出版,為明人詩話的經典個案研究提供實在的方便。
      
       重整視野下的明人“詩話”格局
       任何斷代分體總集的整理,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學界。以往的學術傳統,強調古籍整理應冷靜地呈現文本原貌,不可引入過多的編者意圖。陳廣宏教授將要完成的新編《全明詩話》,是努力保持一種冷靜的古籍整理態度,還是有意識地體現編者的學術思想,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匯編》的情況來看,他顯然不滿足于對文學文獻的靜態整理。
       如前所述,《匯編》的首要貢獻,并非對新材料的挖掘,而是對常見材料的重新定本。《匯編》溢出《全明詩話》之作,只有《南谷詩話》《過庭詩話》《傅與礪詩法》《新編名賢詩法》《詩法》《詞府靈蛇》《吟窗小會》《談藝錄》《詩紀匡謬》《杜詩攟》十種,占《匯編》總數的五分之一而已,尚不足以改變《全明詩話》所呈現的明人詩話整體格局。
       但我們應認識到,《全明詩話》作為全編本,它所呈現的整體格局,是總集編纂的無意識產物;而《匯編》作為要籍選編本,選取了五十種詩話,帶有自覺的選本意識。它分詩話、詩法、詩評三類,在同一類型內部,又精選要籍,依成書時間編次。這種體例形式,既凸顯了明人詩話之“要籍”,反映了明詩話在歷時發展中的經典化成果;又確立了明人詩話之“類型”,呈現了明詩話的整體格局及多樣形態。達到了縱向、橫向的雙重編纂效果。
       長遠來看,這部《匯編》一旦擴容為“全編”,體例必然有變。一方面,如何完善分類,以展現逾兩百種詩話的形態面相,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隨著“要籍”的淡出,所有作品將一視同仁,如何在全編中體現詩話的經典化成果,更是一個難解之題。筆者之前強調底本的社會性,于此愈顯重要。因為詩話總集的整理,不同于單行本的整理,在數字化的技術形勢下,它很有可能將承擔起建構“中國詩學”文本網絡的功能。這個文本網絡,不僅指傳統史料學意義上的史源關系,更強調書籍史、閱讀史意義上的文本間的現實關聯。如大多數清人讀到的《詩源辯體》為陳所學刻本,就意味著在清人的明詩學知識體系中,《詩源辯體》一塊的閱讀經驗,來自于陳所學本,而非其他。從這個角度來說,選擇最常見的可靠版本為底本,是明人詩話之經典化成果的另一種展現方式,并得以與清人詩話建立起切實有效的關聯。
       同樣在今年,陳廣宏、龔宗杰先生推出了《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陳教授在前言的結尾處,希望通過對明人詩話、文話的整理,將“詩文評”視為一個整體的存在;甚至期許下一個目標,是對明代詩文總集的整理,因為那也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獨特組成部分。如果說《匯編》的整理,呈現的是明詩話內部的橫向、縱向格局,那么,將明人詩話、文話、詩總集、文總集的整理,一并納入“詩文評”的世界之中,隱約流露出的,是編者建立明人文學批評之跨文體格局的學術理想。其效果如何,我們不妨拭目以待之。
      
      
       原文節略發表于《中華讀書報》201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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