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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長河中流淌著詩禪的精神
李法然

       禪宗文學是周裕鍇先生治學的重心所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至今,陸續著有《中國禪宗與詩歌》《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禪宗語言》《百僧一案》《禪宗語言研究入門》 等一系列專著、論文集及相關學術論文。禪宗與文學的關系是治唐宋文學無法回避的問題。誠如周先生在《中國禪宗與詩歌》后記中所說:“我在探討黃庭堅(個人)、江西詩派(流派)和宋詩(時代)藝術風格時,就深感離開詩禪關系的研究,很多詩學問題是難以深入下去的。”因此,上述著作,不但是禪宗文學領域的重要成果,也惠及治唐宋文學,特別是唐宋詩學的學人。
       日前,復旦大學出版社將出版較早,市面上已一書難求的三部專著 《中國禪宗與詩歌》《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禪宗語言》編入“周裕鍇禪學書系”予以出版。筆者擬借此機會,以《中國禪宗與詩歌》為中心,略陳讀后之感。
      
       宗風與詩史同步發展
      
       本書特別注重詩禪相互影響的歷時性發展,這一點,周裕鍇在《前言》中便已經言明:“本書盡可能沿著這條長河順流而下,尋幽訪勝,闡明不同時期禪宗與詩歌相互融合的主要特點,從歷史發展中把握詩禪精神。”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這一點便有十分明顯的體現。此章以“禪學的詩意”為題,從思維、指向、表現形式、語言方式等方面,論證禪與詩的相通之處。同時,這些層面的排布,正符合了禪宗發展的過程。從“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早期禪宗,到北宗、南宗的漸修頓悟之別;從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提出,到呵佛罵祖之風的盛行,再到晚唐五代五宗并立,公案、語錄、機鋒的流行乃至宋代“默照禪”、“看話禪”的提出。可見,此章在分類論述的過程中,加入禪宗發展的時間脈絡,避免了分類過程中割裂歷史的危險,使縱向的時間線索與橫向的分類體系在此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本書的落腳點在于“展示中國詩學的演進規律及其民族特征”。因而,注重詩禪相互影響的歷時性發展的特點,也落實在了詩歌史方面,即以詩禪相互影響的視角重新建構和解釋詩歌發展的歷程。如第三章開篇便概括了禪宗影響下詩歌的發展歷程:“只要我們稍稍留意一下禪宗史和詩歌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禪宗和詩歌發展的軌跡幾乎是同步的,禪宗源于南朝,梁、陳之際流行,唐詩也是從南朝永明體蛻變而來,近體詩于梁、陳間萌芽;至唐統一天下,禪宗興起,靜觀默照的北宗在開元、天寶間紅極一時,不立文字、頓悟成佛的南宗在至德以后宗風大盛,唐詩也蔚為一代文學精華,由初唐的物象繁縟而變為盛唐的興趣悠遠; 晚唐五代禪宗各家門庭嚴峻,接引方式繁多,詩也講究各種詩法格律,宋代禪宗變為‘文字禪’,宋詩也有‘以文字為詩’的傾向;明代出現一股‘狂禪’之風,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詩論中 ‘童心說’、‘性靈說’的提出和流布。”并斷言:“探討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詩人對禪學思想的吸收情況,對于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演變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之后第三章乃至第四、第五、第六章的論述,都是圍繞這段話進行的。
       除勾勒禪宗影響下的詩歌發展歷程外,本書還以詩禪相互影響的視角回應了一些詩歌史上的重大問題。如第四章論述禪宗靜觀默照影響下盛唐詩中王孟勝境的形成,第五章論述宋代“文字禪”影響下的“以文字為詩”。而兩章放在一起,分明是詩歌史上詩分唐宋這一重大命題。
       正如第五章結尾總結道:“由于唐、宋詩人接觸的禪宗法門不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唐詩追求意境,宋詩講究活法;唐詩重神韻,故空靈,宋詩重機趣,故活潑;唐近禪詩人好習禪靜坐,觀照冥想,自見水流花開之妙境,宋近禪詩人好參究公案,研習燈錄,自悟話頭句下之機關。”又如第七章第一節討論禪宗影響下詩歌題材的山林化,辨析了禪宗影響下的山水詩與“物各自然”的道家觀念下的山水詩之異同,認為“道家‘物各自然’的思想激發了人們對自然山水的興趣,但這是探究天理的興趣,因而很容易把山水視作思辨的對象”。而在禪宗的影響下,“既然自然景物本身就是佛性的體現,那么也就再也不必把物質的山水自然還原為形而上的玄學義理,因為描寫景物本身就意味著表現佛理”。因而“剔除玄言思辨的全景描寫的純山水詩,不是出現在晉、宋之際,而是肇端于梁、陳禪學流行之后,并在兼習南北宗的王維那里達到極致”。再如第九章第一節討論詩禪價值取向的非功利性,仍以魏晉玄言詩為參照,認為禪宗影響下的詩歌“摒棄了玄學的思辨色彩,更進一步把‘物化’的境界本體化了。參禪過程中梵我合一的體驗,也更深刻地契合無我雙遺的審美體驗”。因此只是因為禪宗的影響,中國人超功利的審美意識才轉化為純審美的詩。
       無論是詩分唐宋,還是山水詩、審美詩的發生、演變,都是詩歌史上不可回避的話題,前人也進行過大量的研究,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觀點。而本書則從詩禪相互影響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應,給出了獨到且系統的解釋。
       從禪宗宗風的歷時性變化,到詩歌史上詩風的歷時性變化,本書揭示出宗風與詩史發展的同步性,為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字是詩禪融合的中介
      
       宗風與詩史何以建立起聯系?周裕鍇在《文字禪與宋代詩學》 的前言中給出了答案:“可以說,‘文字’ 是詩與禪最終融合的唯一中介。換言之,詩與禪其他相似的內在機制,如價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維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現主觀心性等,只提供詩禪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語言表達方式才將可能性真正轉化為現實性。”因而,本書揭示禪宗與詩歌發展的同步性,就勢必涉及對禪宗與詩歌語言的分析。
       然而,這項工作是困難且危險的。禪宗講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詩的精妙之處在于混融一片不可言說的意境。但是,這項工作又勢在必行,不僅因為上述揭示詩禪同步性的需要,還因為無論是詩還是禪,一旦進入研究領域,就必須加以言說。如本書《前言》所說:“我有這樣的信念:完全可以通過詩和禪留下的語言符號,去剝開其物質外殼下包藏著的精神內核,去發掘其表層結構下覆蓋著的深層結構。誠然,對語言符號的剖析難免有‘死于句下’、‘墮入理障’之嫌,難免會喪失詩和禪某些精妙的東西,但總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搪塞要真誠切實一點,何況這種剖析或許還能揭示出禪師和詩人都尚未自覺到的精彩內容呢!”
       試舉一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拈出司空圖所言“澄澹精致”、“趣味澄夐”,討論禪宗影響下王孟詩派所形成的詩境:“‘澄’ 是意象的直接鮮明,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夐’是意境的含蓄深遠,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澹’是思慮的消解,妙處不關言語意思;‘精致’則是把沖淡的心境納入詩的格律中,語言精工而不露斧鑿痕。”之后又分四點討論王孟詩派深遠意境中語言指向的空虛悠遠、意象傳達出的感受的微妙精深以及不做言說留下的空白與回味。詩境本難言說,其虛處更難。而周先生在此并未滿足于以古人籠統的感悟式的批評話語帶過,而是借此為跳板,落實每個字的具體指向,進而將詩境中最為幽微深遠之處論述得條分縷析。
       正如本書在討論晚唐苦吟詩時提到:“難以言傳,又必須言傳,沒有語言能企及,又必須用語言去企及。這種痛苦和困惑促進了晚唐五代的苦吟派對各種詩法格律的探討。”突破語言的障礙,對詩禪語言符號加以剖析,以期發覺其深層結構和精神內核,不僅要有堅定的信念,也要有高超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在方法上,借鑒了比較文學的影響與模仿研究和平行研究。本書揭示出禪宗發展歷程與詩歌史的同步關系,也得益于這種方法的引入。總之,破解語言密碼的信念與勇氣,加之高超的技法與非凡的識力,共同造就了本書中對詩歌、禪宗語言符號的精彩剖析,使得原本說不出、說不破的神秘體驗得到了清晰的呈現與表達。宗風與詩史的關系,也經由文字建立起來。
      
       詩與禪的創新之旅
      
       本書的價值還可以放在整個禪宗文學研究史的背景中進行觀察。首先是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創新之處。如周裕鍇在《后記》中所說,本書之作,正是有感于前人著作“有的只注意宏觀的美學把握,有的只注意微觀的詩人研究,盡管偏師取勝,精彩迭出,卻仍有缺乏全方位出擊的遺憾。而有的偏師甚至成了偏激,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帶來理論上的混亂”。因此,本書的論述過程中時刻兼顧體大與思精。宏觀的理論建構背后,是微觀的個案研究,同時后者又是推動前者進行的重要動因。例如第六章討論禪宗影響下詩歌自由的性靈抒發這一宏觀問題時,敏銳地抓住寒山、白居易、蘇軾、楊萬里、李贄、袁宏道、袁枚等一系列這一問題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加以細致入微的分析論證,以點帶面,使由唐至清千余年間詩歌中獨抒性靈的發展歷程,在一個個個案的帶動下,清晰明朗,有條不紊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除寫法外,在具體內容方面,本書也不乏創新之處。尤為突出的一點在于關注到禪與詩的雙向滲透。正如霍貴高所說,本書“真正是從‘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雙向互動的關系來進行研究,分析禪宗與詩歌相互滲透和影響”。這一點突出體現在第二章第一節。其中指出:“學術界一般都只注意到偈頌問題對詩壇的影響,如帶來詩風的通俗化、哲理化等,卻忽視了詩對偈頌的反饋作用,以及在此后面蘊藏著的詩的審美特質對禪的滲透。”本節即針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從禪師引用詩句說法、禪師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以及偈頌風格的演變三個方面揭示出詩對偈頌的滲透,并從世俗化、文學化、典范化三個方面論證詩在賦予偈頌形式的同時賦予禪的精神內容。此說發前人未道之隱,并由此上升到禪宗中國化的進程,具有了思想史意義。
       本書是周先生的第一部禪宗文學研究專著。因而在繼往之外,開來的意義尤為重要。此后,周裕鍇的很多禪宗文學研究中都能看到此書的影響。如本書第五章言道:“到了北宋中葉,《傳燈錄》已成為士大夫案頭的重要書籍。一時文壇巨匠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俱耽悅禪理,究心公安,禪語、禪趣,禪法,一并驅遣入詩,竟開辟出古典詩歌的另一新境界——宋詩的境界,這境界不在于空靈的意境追求,而在于機智的語音選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正是發展了“文字”溝通詩與禪的重要作用,圍繞著宋代興起的“文字禪”與“以文字為詩”展開論述的。如周裕鍇自己所說:“先是中國古代詩與禪的關系吸引了我,于是花兩年時間完成《中國禪宗與詩歌》;后來又師從項楚教授,以《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為博士論文選題,將詩禪的相互影響更進一步具體化、細節化。然后接受了張節末博士的建議,將博士論文中涉及語言的部分深化拓展,撰成《禪宗語言》一書。”
       除此之外,在之后的一些研究中,周裕鍇也對此書中的一些觀點有所修正。如本書第四章第五節,談到嚴羽“興趣說”時提到:“嚴羽明確地把詩歌的理想境界定于盛唐以前,表面上看,他還是推崇李白、杜甫的,認為詩之極致是‘入神’,‘惟李、杜得之’,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勾勒的盛唐人的詩歌藝術境界卻接近王、孟一派。”并與王士禛的“神韻說”對舉。而到了《<滄浪詩話>的隱喻系統和詩學旨趣新論》(《文學遺產》2010年第2期)一文,則明確提出:“‘興趣’的意思是以‘意興’、‘興致’作為寫詩的‘趣味’,即‘感興的趣味’,與神韻、意境無關,因而提倡‘惟在興趣’與推崇李杜詩完全對應,毫無矛盾之處。”“‘羚羊掛角’、‘空中之音’ 等等禪語只是關于語言文字在顯示意義的澄明性方面的隱喻,并非提倡沖淡空靈,與‘王孟家數’無關。”但必須同時指出,《新論》得以糾正前說,在于嚴格辨析“以禪喻詩”和“以禪入詩”,而這樣的辨析已見諸此書。因此,即便是結論上有所修正,方法上卻仍然可以看出此書的影響。本書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也可見一斑。
         
       本文原載《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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